1949年2月，第九兵团正式成立，并下辖第20、27、30、33军，成为第三野战军的核心力量之一。在解放上海之后，第九兵团开始全力备战，粟裕将其定为解放台湾的先锋部队。然而，历史并未允许他们完成这一壮丽的使命。就在攻台计划即将实施时，东北战场的战火骤然爆发。随着战事急转直下，第九兵团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成为第二批入朝作战的部队。
令人没想到的是，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役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非战斗减员的情况异常严重，几乎摧毁了整个兵团的战斗力。这不仅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也让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的指挥能力备受质疑。许多人开始猜测，如果是王必成领导第九兵团，或许战斗的结果会更为有利。那么，为什么在当时选择了宋时轮呢？
展开剩余78%回顾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的兵力极其雄厚，直属的纵队超过了十个。在这一时期，宋时轮与王必成长期担任纵队司令员的职务。粟裕作为华东野战军的总指挥，始终倚重的几位指挥官是叶飞、陶勇和王必成。叶飞一纵、陶勇四纵、王必成六纵，三位司令员从新四军时期便与粟裕紧密配合，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默契，成为华野的“三把尖刀”。
王必成素以指挥能力卓越著称，外号“王老虎”，他敢打敢拼，屡次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战斗中表现得异常勇猛。即使在涟水战役中，他面对国民党王牌部队的进攻，也凭借顽强的抵抗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最终为全歼敌军铺平了道路。王必成与粟裕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十分密切，粟裕在受到批评时，王必成总是坚定地站在他的一方，维护其个人和军事上的立场。
然而，与王必成相比，宋时轮在指挥方面并不那么突出。虽然他并非不能打仗，在徐东阻击战中，他凭借顽强的意志率部成功抵挡了邱清泉和李弥两大兵团的猛烈进攻，成功地保住了阵地。宋时轮的“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美誉，恰恰体现了他在防守战中的突出能力。但若与王必成的进攻性作战风格相比，宋时轮的指挥方式更像是一座坚固的盾牌，而不是一柄锋利的剑。因此，尽管宋时轮在防守作战中具有强大能力，但他的指挥风格仍显得较为保守，缺少进攻性。
至于与领导的关系，宋时轮在这一点上显然不如王必成。在济南战役前夕，宋时轮曾公开不服从命令，与粟裕发生过激烈争执，甚至差点因此被毛主席撤职。相比之下，王必成则从不在公开场合与上级发生冲突，即便有异议，也会在私下里与首长沟通，始终保持对领导的尊重。
那么，为什么在当时选择了宋时轮担任第九兵团的司令员呢？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资历问题。在军队中，资历对于任命至关重要，粟裕在这方面深有体会。虽然他自身的军事才能得到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认可，但由于资历较浅，华野中不少人对他并不完全服从。在这一点上，宋时轮的资历无疑远超王必成。他不仅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军级职务，而且在抗战期间也是八路军的重要指挥官之一，担任过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等职务。与之相比，王必成的资历较浅，在新四军时期担任过旅长和军区司令员，尽管他表现出色，但终究无法与宋时轮的资历相提并论。
其次，\"山头\"问题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华东野战军原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的合并，而在合并之时，粟裕作为华中野战军的领导，选择将一些职务交给山东野战军的人，以示谦让。因此，原华中野战军的干部大多担任副职，而原山东野战军的干部则担任了主职。宋时轮作为山东野战军的重要指挥官，资历和地位都超过了王必成，因此他当时的选择也显得合情合理。
解放战争后期，面对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极度疲软，宋时轮带领第九兵团在东南地区如猛风扫落叶般迅速清剿敌军，战斗成绩斐然。随后的任务是为即将进行的跨海作战做准备。然而，事与愿违，东北战场的战火突然爆发，第九兵团不得不紧急调整部署，转至山东进行整训。由于抗美援朝的战役兵力不足，宋时轮紧急接到命令，带领兵团急赴朝鲜参战。
然而，命运对第九兵团异常严酷。长津湖战役中，兵团遭遇极寒天气，冻伤人数高达28954人，冻死4000余人，非战斗减员高达80%。如此巨大的损失，直接导致了第九兵团的战斗力几乎丧失。作为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不得不为此承担责任。回国后，他转至军事教育岗位，基本退居二线。这一结果，不仅是对军队的遗憾，也让宋时轮和王必成都未能实现他们的最大潜力，成为历史中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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